法界众生，本大方广，因沈苦诲，误认浮沤，不知幻身，实同诸佛。佛称是性，说《华严经》，付嘱大心。凡夫超绝，假名菩萨，色空泯寄，理事相明。磨镜露光，光由中出；焦摸见像，像匪外来。尘尘具足解脱门，品品含容无量义。九会同时，音遍于迩遐；孤月三舟异目，妄分于去住。所谓一證一切證，一断一切断，成最正觉，顿示大根，非如他宗，进有揩渐，不遇明智，孰穷指归。讲主诚师，从闻思修，达体相用。东际瞻仰，早悟菩提；南方游行，遍参知识。鼓倡一乘之教，洞开三观之门。自发初心，即周海藏；不移本位，应请河沙。大众所依，当毋辞避。

夫疾病之至急者有三：一曰伤寒，二曰中风，三曰疮痈。是三种者，疗之不早，或治不对病，皆死不旋踵。孙氏撰《千金方》，其中风、疮痈，可谓精至，而伤寒一门，皆以汤散膏丸，类聚成篇，疑未得其详矣。又著《千金翼》三十卷，辨论方法，见于《千金》者十五六。惟伤寒谓太医汤药虽行，百无一效，乃专取仲景之论，以太阳方證比类相附，三阴三阳宜忌，霍乱发汗吐下后，阴易劳复病，为十六篇，分上下两卷，亦一时之新意，比于《千金》，为辅翼之深者也。从而著之论曰：伤寒热病，自古有之，名贤浚哲，多所防禦。至于仲景，特有神功，寻思旨趣，莫测其致，有以见孙氏尊而神之之心也。是二书者，表里相明，至纤至悉，无不该备。世又传《千金髓》者，观其文意，殊非孙氏所作，乃好事者为之耳。王焘集《外台秘要方》，各载所出，亦未之见，似出于唐之末代博雅者，勿谓其一家书也。至于合药生熟之宜，炮灸之制，分两升斗之齐，并载《千金》凡例中，此不著云尔。

昔柳子厚记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其墓碑之阴。考之于《传》，卓然知名者盖二十人。子厚曰：「先君之所友，天下之善士举集焉」。

袁高：恕己子，《唐·传》第四十五卷。

姜公辅：七十七。

齐映：七十五。

严郢：七十。

穆赞：举子，弟质，八十八。

裴枢：六十五。

杜黄裳：九十四。

杨凭：弟凝，八十五。

李鄘：七十一。

梁肃：一百二十七《文艺传》中。

韩愈：一百一。

许孟容：八十七。

袁滋：七十六。

卢群：七十二。

郑馀庆：九十。

奚陟：八十九。

卢景亮：八十九。

杨于陵：八十八。

高郢：九十。

柳登：芳子，弟冕，五十七。

伏读别纸，惇谕作诗之意，遂以佳句见宠。委非其据，流汗竟趾。不腆一介，盖尝涉猎，而老无所就，但时得一章一句，或可人意，则如盲人索涂，而俄与之策。日者有传执事旧诗数篇，拭目而观，首前而吟，充然饱足，使一脔之尝，如快意于九鼎也。于是真有以宠之，殆将属餍矣，钦佩何已！亟欲有所形容，不免谓为过情，而取近谀之讶。要之，是诗也，作者久不到此，当于贞元、元和以前求之。而复过有延揖，使得条具前人所作之目，而责其所以为是目。井蛙之生，岂足副九万里而图南者？其如高议既及，不敢不报。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分为四诗，言一国之事，言天下之事，形容盛德，以告于神明；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《雅》。此较然已见者。凡所谓古与近体，格与半格，及曰叹、曰行、曰歌、曰曲、曰谣之类，皆出于作者一时之所寓，比方四诗而强名之耳。方其意有所可，浩然发于句之长短，声之高下，则为歌。欲有所达，而意未能见，必遵而引之，以致其所欲达，则为行。事有所感，形于嗟叹之不足，则为叹。千岐万辙，非诘屈折旋，则不可尽，则为曲。未知其实，而遽欲骤见，始仿佛传闻之得，而会于必至，则为谣。篇者举其全也，章者次第陈之，互见而相明也。近体见于唐初，赋平声为韵，而平侧协其律，亦曰律诗。由有近体，遂分往体，就以赋侧声为韵，从而别之，亦曰古诗。格如律，半格，铺叙抑扬，间作俪句，如老杜《古柏行》者。此管中之见，妄以为同异，恐古人自有佳处，既无所传，亦不可槩知，姑以其妄意者区处为献。不惜委曲见教，幸甚幸甚。

令子申父之冤。宪臣奉君之命。楚剑不冲于牛斗。秦台自洗于尘埃。

原天地之本始。不知根荄孰先。盖自坯璞卵胎。并鼓于太素也。天人之变。古今言者详矣。著之成说。存诸史册。故无以间然。而地灵之推运。水德之经纬。则夫恒数。与天并骛。探而究之。可得历数而计之也。前史氏蔑如不记。其无乃有阙典乎。夫阴阳异仪而反违。以其反违。故赖以相资。是故天与地违德以相倾。刚与柔违功以相致。男与女违性而同志。造化何营。盖自然耳。若夫凝阴以结地。融阴以流水。钟而为海。派而为泉。或配天守雌。或制火作牝。观其幽通潜运。非神谓何。是故潮汐作涛。必符于月。百泉不息。以经地理。犹三光未息之健于天也。晦明牵于日。潮汐系于月。若烟自火。若影附形。有由然矣。驰轮不转毂。固无是也。地载乎下。偫阴之所藏焉。月悬乎上。偫阴之所系焉。太溟水府也。百川之所会焉。北方阴位也。沧海之所归焉。天运晦明。日运寒暑。月运朔望。错行以经。大顺小异。以合大同。是大运广度也。夜明者。太阴之主也。故为涨海源。月与海相推。海与月相明。苟非其时。不可踵而致也。时既来。不可抑而已也。虽谬小准。不违大信。故与之往复。与之盈虚。与之消息。蜉蝣伺日。蜃蛤候月。蕣以晨荣。藫以晦零。况海月乎。方诸接明水。阳燧延景火。昭昭乎见日月之感致矣。

昔者圣人稽天地之本。达造化之方。将以律而召吕。明自阴而应阳。清浊所资。叶赞之功共有。煦吹无滞。辅成之理更相。所谓以气而导声。以声而宣气。用谐和而感通上下。假䜣合而生成品汇。穷神于短长之象。动必相须。会数于九六之爻。用而不既。当其二仪方辟。万化攸初。以嶰谷厚均之美。审葭灰聚散之馀。气类潜通。若琴瑟之心相感。雄雌既辨。比凤凰之德皆如。亦由顾影而形分。命宫而商应。合君臣际会之理。得夫妇刚柔之称。精诚所致。云龙之感召必同。终始相明。日月之循环可證。若八风顺序。六气和平。等四时之代运。符五位之相生。定寒暑之功。必能成岁。审疾徐之度。亦足和声。故得天理不奸。物情和惬。草木以之而畅遂。乾坤于焉而交接。兵家之否臧未兆。悬以先知。乐府之声音所谐。动能允叶。今也初阳应候。万物思时。念惠风之将入。顾寒谷而奚疑。必使法轩辕之明。方今可也。如或继伶伦之妙。何代无之。于是放志希夷。凝心惚恍。酌动静之理于开阖。达感应之情于影响。今所以赋律吕之事。莫不欲使百王而共仰。

门人仁岳谨焚香稽首，奉书于本讲法智大师函丈：仁岳伏自去年冬十月拜别座隅，言旋浙右，咨决既旷，钦渴弥甚。昨元良、道英回，两曾寓状，必达尊听。仁岳今栖武林天竺寺，蒙慈云大师法裔相摄，日听《涅槃》，夜读《智论》，固无匠物之意，但冀熏种之益。间者所陈《三身寿量解》，虽对论《刊正》，实微谏《妙宗》。比欲不使外闻，潜修前钞，无何大师未察忠愫，再树义门，以安养生身，抑同弊垢，娑婆劣应，混彼舍那。此与一家教观，小有所妨，故不避□黜，频有违忤。诚以忠谏谓之诽谤，切直谓之祆言，既进而不从，亦退而无怨。近见《妙宗钞》文寄至钱塘僝工彫板，复于下卷释观佛身之处，备引仁岳前来所立难势，广有弹剥。披究之际，不觉返袂掩泣，痛师资之道违矣。然念仁岳夙奉天幸，久受法训，凡大师所制诸部章藻、难文异义、决疑发悟者，恨不能广以笔舌，宣布耳目，使大师法道，光光后昆。岂图拾其短、隐其长，沽出蓝之名，起逆路之见，自坠涂炭，何其苦哉！特是惜《妙宗》偶失之文，为后昆莫救之义，故尽忠赤，极犯慈颜。仲尼云：「父有诤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」。故子不可以不诤于父，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？仁岳性虽不敏，请事斯语。以为师资之道，父子攸同，敢承可诤之规，庶逃不孝之罪。今辄引《妙宗》未顺之义，略陈十谏。辞意拙直，證据彰明，伏望鸿慈曲赐精察。幸甚幸甚。

《妙宗》云：一家所判丈六尊特，不定约相多少分之，尅就真中感应而辨。如通教明合身之义，见但空者唯睹丈六，见不空者乃睹尊特。生身本被藏通之机，尊特身应别圆之众。

谏曰：《三身寿量解》中尝立生身，正为藏通小机所现，尊特正为别圆大机所现，此则已就真中感应而辨也。大师先来不许斯义，况曾面受诃斥，今虽见用，而云「一家所立丈六尊特不定，约相多少分之」，此复不可。意谓通教被接见不空者，不用现丈六令大，便是尊特他受用报也。夫欲释义，先须正名。名若不正，义必邪倒。且言丈六尊特者，丈六非小耶？尊特非大耶？若谓不然，未审尊特之名为从理立，为从事立？若从理者，此与真身如何简异？若从事立，岂非尊崇特胜之相乎？以由此身不同分段生死之质，全是真实理体而现，是故《大论》目为法性身佛也。若通教明合身之义者，见但空则佛唯现小，见不但空则佛须现大。譬如临鉴有端丑，现像亦妍媸，不可机见自尊，应相自劣。所云丈六尊特合者，盖言一佛不是两人耳。若不现大，便为尊特，是则别圆之人见猿猴鹿马，无非他受用报，以皆是中道感应故也。此说恐误，愿思之。

《妙宗》问云：以坐华王，具藏尘相而为尊特，三十二相、老比丘形而为生身，其文炳著，那云不以相好分耶？答：约相解释四教佛身，此乃从于增胜而说，未是的分相起之本。其本乃是权实二理，空中二观，事业二识。就此分之，则生身尊特，如指诸掌（下文引《起信》明事业二识云云。）。

谏曰：相起之本，理实如然；本起之相，安得混滥？今论佛身正据应相，何得背相自谈其理？今谓「若论佛本，则相疏理亲也；若论佛应，则理疏相亲也」，大师所立义乃相返原乎？法身无相，相必属应。应有权实，相有优降。应染净同居，正用生身；应方便实报，正用尊特。圆人了知祇一法体，起二应用。用即体故，一相叵得；体即用故，诸相宛然。大师尚说蛣蜣名相至于究竟，何缘定改生身名相须是尊特名相耶？常无常用，二鸟双游，如何分别耶？所引《起信》事业二识的分生身尊特者，意云佛之身相，不拘大小、但从业识所现，全真起用，彼彼无非尊特身也。今恐此义伤于径庭。论云：依凡夫二乘心所见者，名为应身，依于业识，谓诸菩萨。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，心所见者，名为报身。贤首疏释此菩萨，谓十解已去也。若据今家所判，正是圆教初住已上也。何者？以于真如少分而见故。下文明此菩萨少分见法身，能现八相，是则业识所见，正须华藏微尘数相实报无障碍土之身，岂有丈六、四八之相乎？况论文明示报身相云「身有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」，若谓小身不用现大便是报身者，莫不公背马鸣之说乎？又复论中虽以凡夫二乘对诸菩萨分于二识，必须别圆地住之前，亦属事识，虽知诸法从真如而生，由业识而现，其如无明未破，犹有随事分别之相。亦如今家以七八九识，分对四圣，盖一往耳。应知有依事识亦见报身，有依业识亦见劣应。如《华严》凡夫、二酥小乘、别圆内外凡位，即依事识见报身也。此乃非分获见，为其当破无明及令耻小慕大，是故现耳。若《方等》已来至于《涅槃》，不现尊特，有诸法身大士影响嘉会，即于业识见劣应也。此乃随机而见，了知释迦隐无量神德，现丈六金辉耳。若依二识本分而见，则须事识见应，业识见报。非谓别圆初心有业识之解，便乃不择大小，皆见报身。径庭之义，请试详察。

《妙宗》云：《金光明龙尊叹佛经文》但列三十二相，圆光一寻。疏乃判云：「正叹尊特」。故知不定以相数多方为尊特，祇就不空妙观见耳。问：「行人睹于劣应，谈圆佛相，祇可即是法身及自受用，不即尊特。以尊特身现起方有，不现则无。岂见不空，不待佛现便自能见尊特相耶」？答：「既以尊特对于生身，分身非身，常无常等」。今云劣应但即法身及自受用，不即尊特，则成寿量属于尊特，身相自属生身。如此分张，进退皆失。

谏曰：龙尊所叹，非局小身，那云但列三十二相？况经无定数，高大之相焕然。岂见名目有同三十二相中者，便言唯叹丈六身耶？又焉知藏尘无此等相耶？况疏文显示三十二相是生身佛；大相小相，巍巍堂堂，不同常身常光常相，即尊特佛；无身之身，无相之相，即法性佛。然后判云：「今经正叹尊特身相，上兼法性，下摄生身」。如何偏据正赞之言，而弃兼摄之说？智者明判三十二相为生身，大师坚立为尊特，对文违戾，其可信乎？抑又疏辨三身相业非不分明，百福所严，生身业也；空慧所导，尊特业也；实慧所成，法性业也。若但由行人观智所见，不拘佛身大小而现者，三种相业便成无用也。况复经云：「圆光一寻，能照无量，犹如聚集百千日月」。又云：「身放大光，普照十方无量国土」。又云：「佛光巍巍，明燄炽盛，悉能隐蔽无量日月」。安得专以一寻之文而害无量之义？今详正赞尊特兼生法者，巍巍即尊特也，一寻即生身也，诸佛清净，微妙寂灭，即法性也。三身一体而不相滥，岂可一体混沌不分耶？所举劣应即法，不即尊特，斥为分张之失者，此责仁岳昨来所议之辞也。且《观经》乃以法身及自受用报为非身非不身，尊特为身，生为非身，那忽责云劣应即法及自受用，不即尊特，则成寿量属于尊特，身相自属生身耶？如此致诘，无乃不可乎？所议生身即法，不即尊特者，其有旨哉。夫理无所存，遍在于事。事必即理，生岂非法。但理体无相，事用有相。相不可混，安以生身滥为尊特？且如权即实，故三千空中，差而无差也。实即权，故三千宛尔，无差而差也。是则权用之相，毫氂不谬，在理或当，幸愿从之。

《妙宗》云：今之妙观观佛法身，见八万相不同金光，但于劣身见无分齐。今是彼佛全法界身，应圆似观，现奇特身，非是彼土常身常相。若彼常身，即《般舟》中三十二相也。今乃特现八万四千相好光明。经文自云「身量无边，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」，正类《净名》「如须弥山，显于大海」，《药师》中「巍巍堂堂，如星中月」，《大论》中「色像无边，尊特之身」。此等经论所明尊特，与今所现无少差殊。

谏曰：大师以三十二相为尊特，又以八万四千相为尊特，又以藏尘相为尊特，又云「随现大小，彼彼无非尊特」，是则他受用报有若干差别之相也，山家执卷者皆疑之。前文引《妙经疏》云「同居方便，自体三土，皆是妙色妙心果报之处」，乃据此义立诸尊特者。且《净名疏》明同居净秽则有异质，方便有馀则无异质。有馀之土尚无异质，岂实报之土而有身量长短、相好多少之异乎？所立劣身不须现胜为尊特者，请以土相验身，断可知矣。且娑婆秽土，则有砂砾荆棘，还可不用现于宝庄严相，便是有馀实报土耶？凡言四土相即，盖显四土祇是一处。《妙经疏》云「三土皆是妙色妙心果报之处」，如来遍应三土，故知三处相不可混。今谓藏尘之相，本是实报土身，若有机感，亦应下之二土。故一家凡说尊特，莫不皆指坐华王台及色究竟天受职之身，其实不指八万四千相好之身。故知此身唯是安养净土胜应生身，不通馀土。故《十疑论》问云：「何不十方佛土中随念一佛，随得往生，何须偏念西方弥陀佛耶」？答中指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乃至八万四千光明，遍照法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若三十二相，则通同居净秽诸土。秽如释迦，净如阿閦及药师等。若《般舟》中三十二相者，盖是用弥陀应他土之身，以为初心观境耳。故《观经》云：「阿弥陀佛神通如意，于十方国变现小身，丈六八尺」。又云：「若欲至心生西方者，先当观于一丈六像。只为弥陀身量无边（即六十万亿那由他由旬，非《大论》中色像无边。），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」。所以《般舟》令观小相，以彼经跋陀和菩萨所请三昧，正为初心，岂可便令顿观胜相耶？彼云弥陀在须摩提，不是他土之身者，盖悉檀被物，令心专向耳。亦如《观经疏》，初修观者取释迦毫相，观弥陀毫相。若得三昧，方可称彼佛相而观。岂可初心自观释迦，不观弥陀耶？

《妙宗》问云：《请观音疏》云无量有二义，若生身无量，是有量之无量；法身无量，是无量之无量。《大论》云法性身佛色像无边，尊特之身犹如虚空。既云法性身，此乃不灭，方名尊特。今第九观观于佛身，第十即观观世音身，观音既是补处菩萨，验佛有灭，岂非生身有量之无量？答：藏通补处，彰佛有量；别圆补处，显佛无量。且《华严》佛身委明八相既是尊特，此论补处与彼何异。

谏曰：所言补处者，须约诸佛应为分段生身，前佛入灭，次佛嗣兴，方有补处。安以法性身佛，机息应转，而论补处哉！机若未息，岂应云亡；机若息已，更补何处？《华严》八相，一一相中皆具八相，无补处之义。尝试论之。凡云诸佛名号不同、相好优劣、寿命长短，皆是垂世应身，从说法性身寿有劫数者，盖教道耳。若诸佛舍那之身同一身智，犹如虚空，必无名号、相好、寿命之异也。此义稍细，请大师鉴之。若无量寿佛灭度之后，观音作佛，号普光功德，皆是净土胜应生身耳。若以此土四教所见之佛，准望彼佛，乃通佛身也。以通教佛有时亦现高大之身故。《大论》引《密迹经》云：「一切人天见佛色量，或十里乃至百亿里」。《辅行》定为通教身也。又云《观经》等亦通佛收。明文在兹，安可异说？故知弥陀胜应俯同释迦通相，定非别圆舍那之像，以有数量故，非无分齐故。但此土既秽，乘时方现，彼土极净，常身乃尔。

《妙宗》云：《法华》中净光庄严国妙音菩萨欲来娑婆，彼佛诫云：「汝身四万二千由旬，我身六百八十万由旬。汝往彼土，于佛菩萨勿生劣想者，以彼土唯演顿教，纯被菩萨，所以但现高大之身」。佛知妙音所将之众，不知娑婆开权之妙，于佛辄起定小之讥，故寄妙音规未达者，意令得悟即劣之胜，秘妙之权。

谏曰：此文意云净光说顿，故现大身；安养说三，须存小质。且《十疑论》云：「弥陀佛国，纯诸菩萨，以为良友」。又云：「彼无二乘之心，纯一大乘，清净良伴」。故知彼国虽说小法，义亦唯大。又焉知净光不说小法，如安养乎？又大师自说圆人皆依业识，悉见尊特，净光既唯演顿教，岂有未达即劣之胜者乎？莫是妙音所将之众，皆是未禀顿教之人乎？自义矛盾，更请裁之。须信诸佛净土生身，俱大如目连，至东方奇光佛所钵缘之上，大众谓之小虫。又日月净明德佛涅槃之后，收取舍利，起八万四千塔，高三世界。况无量寿佛，其土最净，诸佛遍赞，何苦抑彼身相令小。若谓彼有二乘，闻小法，證小果故，佛更有丈六八尺之身者，则二乘同除粪宿草，弥陀有脱珍著弊（《妙乐》云弥陀著弊，诸教无文。），不唯抑挫佛身，兼复屈辱海众。比望诸佛净土，谅有惭德，今更以近事喻之。如南洲人寿既短，故身长三肘或四肘而已。北洲人寿千岁，故身长三十二肘。乃至忉利天人寿千岁（人间一百年为一日。），身长一里。空居诸天人，寿倍倍增，身量倍倍长。岂阿弥陀佛人天莫数之寿，却但身长丈六八尺而已？岂可净土之圣不如秽土之凡乎？故知六十万亿那由他身，未足为怪。

《妙宗》云：众经多说弥陀生身常相，今当略出。《小弥陀经》云彼土莲华大如车轮，《大弥陀经》说弥陀浴池广四万八千里。以依验正，身未极大。《观经》有丈六八尺之身，此等岂非常身相耶？

谏曰：夫穷众经，要存达观，不可以小道而妨于大途。祇如净华宿王智佛身长六百八十万由旬，妙音止长四万二千由旬。若将人情往推，何优降之若是乎。又如《观经》说彼佛华座，座上宝幢一一如百千万亿须弥山。如此华座，与彼浴池何夐异哉！若云观中所见非是实事，何故经云「如此妙华，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」，莫不亦是尊特华座，非生身座耶？故众经所说依正大小，圣意难测。傥以浴池验佛身非大，亦合以华座验浴池非小。云云无益，宜且置之。又以《观经》有丈六八尺为彼土常身者，且此土常身尚非八尺，虽现同三尺，盖暂化瞿师。经文显云于十方国或现小身，丈六八尺，岂是彼土常身耶？

《妙宗》云：八万相好，别圆真似方得见之。故上品下生，疏判已登习种性位，生彼七日，见佛众相，心不明了。三七日后，乃了了见。唯上品上生，道种性位，生彼即见众相具足。三贤菩萨，依业识故，知心现佛，乃就尊特论乎明昧。若惯习小者及诸凡夫，依事识故，不于尊特而论明昧。良以此等虽因临终迥向得生，佛顺本习，故且用小令其證果。既说无常苦空之法，须以生身相好应之。浴池之身，三十二相，正对此机。

谏曰：所示八万相好别圆真似方得见者，似位可尔，真位不然。以其分證，合见华藏微尘相矣。又云三贤依业识见佛者，此非《起信》之意，已如前谏。今十信已下非全不见八万相好，复恐昧于习种性耳。何以知然？如中品中生之人，生彼七日，莲花敷已，开目合掌，赞叹世尊。若今时悠悠凡夫，生彼经劫，方得见之。如下品下生之人，于莲华中满十二大劫，莲华方开；乃至下品上生，经七七日，莲华乃敷，又祇见观世音住其人前，为说深法。故知彼佛胜相，诚难利见，以验彼国人天等见者，非聊尔之曹也。当知九品所论生彼国者，见佛菩萨，且就生身而说，何得直见尊特身乎？若相似位便见尊特相，了了具足者，分真之位乃成徒施也。况娑婆秽土，即见尊特微尘相好；岂极乐净土，止见尊特八万相耶？

《妙宗》云：前正释题以妙三身，解所观境，今至经文以八万相为所观境。信八万相与妙三身无二无别，二处皆用不思议境而为所观，故八万相观之令显，显名观成，无别所显。况今不是初心观境，乃圆七信所观境耳。岂于座像圆观已成，却托藏通生身修观，又观生身，显藏尘相？此乃通人被别圆接，全非顿教始终圆观。

谏曰：《疏释无量寿题》显谭有量之无量，又特示云「阿弥陀是有量之无量」。若今经不观此身，智者所示何惑众乎？若如大师所解，直观无量之无量，又谓圆人皆依业识所见，是则今经唯观实报依正，全无同居依正，不成托彼依正修观之义也。今谓《观经》从水想成已，见彼国地已去，皆是同居净土依正之相，圆人托彼修乎三观，空则诸相皆亡，假则相相俱照，中则亡照双绝。若欲克就三身辨者，空即报也，假即应也，中即法也。又须知假观之中有二不同，或有且见八万相好，或复更见藏尘相好，以此观成，位次高矣。又云观生身显藏尘相好，此乃通人被别圆接者，何太局哉，岂别圆教无生身耶？《大论》云：「佛有生身，同人法有疾患等」。如《法华》中四大菩萨及净华宿王智佛，问讯释迦云：「少病少恼，岂非生身耶」？若谓龙女叹佛微妙净法身，具相三十二。既云法身，法身便是相相尊特者（《妙宗》前文有此一说。），疏云「深得法身之理，即备相好」。《记》云「三十二相者，诸教所列修得不同，多在教道。若实道者，但是发得」。疏、《记》之意，盖言法身之理具于生身三十二相全理发现，不同诸教修得之相，何曾指此便是尊特。应云圆人体达生身即法，故相相寂灭，与虚空等。其犹波之湿性遍于大海，法身即生，故身同病患，相现四八。此如湿性之波动相不泯，若《妙经玄义》云「垢衣内身，实璎珞身」者（《妙宗》引此为證。）。盖显《华严》、《法华》祇是释迦一佛之身，昔服璎珞，今著弊衣，非谓弊衣便是璎珞。若不尔者，华台之身，是老比丘耶？

《妙宗》问云：若是尊特，合是常身，何故《法华疏》中判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云「实有量而言无量」？答：此乃《刊正记》中错引彼疏。彼疏并云「实有量而言无量」，如《阿弥陀》与《金光明疏》及此疏同。盖以大、小二《弥陀经》不专尊特，被于顿机，故彼佛现三十二相，通被众机。

谏曰：诸经凡曰弥陀者，皆目生身耳。况大、小二本并无三十二相之文，何忽见指借，使二本不专被顿？今《观经》既专被顿，何故疏内却指生身？不可将二本之义释今经之名，斯乃县额榜州，惑乱行者矣。《刊正》所引，其义非错，但圆师不应以山毫海目之身，便为地住所见之身，彼且不将丈六等身便为尊特。问：《观经》云「观无量寿佛者，从一相好入，但观眉间白毫，极令明了。见眉间白毫者，八万相好，自然当现」。疏文令取释迦毫相，大小现观。若得三昧，观心成就，方可称彼佛相而观。引《大论》为增长菩萨念佛三昧，故说《般若》，现奇特身相，以此为观。且奇特身者，非尊特身耶？既引彼證此，验八万相好即尊特也。答：此乃泛引类例，不可□齐。盖谓弥陀胜身，须是三昧成者方可观之，例如释迦奇特身相，亦是三昧成者，以此为观。应如《大论》云「为增长诸菩萨念佛三昧者，多是别圆地住菩萨」，以论中明尊特身佛，为界外法身菩萨说法。若《观经疏》云「若得三昧，观心成就者，但是圆教观行位人」。以疏中明观行位，初观佛相，如铸金像；乃至观成，见佛大相小相，浩浩瀁瀁，如大劫水。是知两处三昧，深浅不同；所观佛身，生报有异。须将义定，无以文拘。

仁岳重白大师：右之十谏，且引《妙宗》梗概之文，其诸丛脞，不敢备举。仁岳闻巧诈不如拙诚，故笔下之语不免逆耳。傥将佛法为念，愿以慈心而观。昔生公立阐提成佛，旧学以为邪说，尝被大众摈而遣之。生于众中，正容誓曰：「若我所说反于经义，请于现身，即表疠疾。若与实相不相违背，愿舍寿时，据师子座」。言竟拂衣而逝。后休验之相明矣。仁岳言虽无似，辄效生之所议佛身。傥违教旨，即冀现世招白癞之殃。或契圣心，必愿临终指净土而为逝。休咎之报，敢不信乎！伏请大师焚香證之。不备。门人仁岳书。

《告子》篇论性数章。

按此解之体，不为章解句释，气象高远。然全不略说文义，便以己意立论，又或别用外字体贴，而无脉络连缀，使不晓者展转迷惑，粗晓者一向支离。如此数章论性，其病尤甚。盖本文不过数语，而所解者文过数倍；本文只谓之性，而解中谓之太极，凡此之类，将使学者不暇求经，而先坐困于吾说，非先贤谈经之体也。且如《易传》已为太详，然必先释字义，次释文义，然后推本而索言之。其浅深近远，详密有序，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。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，而使学者自求之，乃为有益耳。

夜气不足以存（解云：「夜气之所息能有几，安可得而存乎？」）。

按此句之义，非谓夜气之不存也。凡言存亡者，皆指心而言耳，观上下文可见（云「仁义之心」，又云「放其良心」，又云「操则存，舍则亡，惟心之谓与」，正有「存亡」二字，意尤明白。）。盖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，至于日夜之所息，而平旦之好恶与人相近者，则其夜气所存之良心也。及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，则此心又不可见。若梏亡反覆而不已，则虽有日夜之所息者，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矣，非谓夜气有存亡也。若以气言，则此章文意首尾衡决，殊无血脉意味矣。程子亦曰「夜气之所存者，良知良能也」，意盖如此。然旧看《孟子》未晓此意，亦只草草看过也。

大体小体。

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说太漫，盖唯其意之未明，是以其说不得而不漫也。按本文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，心之官则思」，此两节方是分别小体之不可从而大体之当从之意（解云：「从其大体，心之官也。从其小体，耳目之官也。」只此便多却「从其」四字矣。）。下文始结之云：「此二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，但当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小者不能夺耳（此章内「先立乎其大者」一句方是说用力处，而此句内「立」字尤为要切。）」。据今所解，全不曾提掇著「立」字，而只以思为主。心不立而徒思，吾未见其可也。于是又有君子徇理，小人徇欲之说，又有思非汎而无统之说，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说，虽有心得其宰之云，然乃在于动而从理之后。此由不明《孟子》之本意，是以其说虽漫而愈支离也。七八年前，见徐吉卿说曾问焦某先生为学之要，焦云：「先立乎其大者」。是时熹说此章正如此解之支离，闻之惘然，不解其语。今而思之，乃知焦公之学，于躬行上有得力处。

反身而诚（解云：「反身而至于诚，则心与理一」云云。）。

按此解语意极高，然只是赞咏之语，施之于经，则无发明之助；施之于己，则无体验之功。窃恐当如张子之说，以「行无不慊于心」解之，乃有落著。兼「乐莫大焉」，便是「仰不愧，俯不怍」之意，尤悫实有味也。若只悬空说过，便与禅家无以异矣。

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（解中引程子、张子之说，合而为一。）。

按此程子、张子之说自不同，不可合为一说。程子云：「所过者化，是身所经历处；所存者神，所存主处便神（是言凡所经过处人皆化之，而心所存主处，便有鼓舞风动之意，不待其居之久而后见其效也。「经历」及「便」字尤见其意。又引「绥来动和」及《易传》《革》卦所引用，亦可见也。）」。今以《孟子》上下文意求之，恐当从程子为是。张子说虽精微，然恐非本文之意也。

君子不谓命也。

此一章前一节文意分明，然其指意似亦止为不得其欲者而发。后一节古今说者未有定论，今读此解，说「智之于贤者」、「圣人之于天道」两句极为有功，但上三句却似未稳。盖但云出于自然，则只似言性，而非所以语命矣。顷见陈傅良作此论，意正如此，方以为疑，不知其出于此。岂尝以是告之耶？熹窃谓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说为禀有厚薄，亦与下两句相通。盖圣与贤则其禀之厚，而君子所自以为禀之薄而不及者也。然则此一节亦专为禀之薄而发。

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。

窃详所解，熹旧说亦然。自今观之，恐过高而非本意也。盖此六位为六等人尔，今为是说，则所谓善者，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，与后五位文意不同。又旧说「信」为「自信」之意，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辞，然则亦不得为「自信」之「信」矣。近看此两句意思似稍稳当，盖善者人之所同欲，恶者人之所同恶。人之为人，有可欲而无可恶，则可谓之善人矣。然此特天资之善耳，不知善之为善，则守之不固，有时而失之。惟知其所以为善而固守之，然后能实有诸己而不失，乃可谓之信人也（张子曰：「可欲之谓善，志仁则无恶也。诚善于心之谓信。」正是此意。）。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（此说「信」字未是，后别有说。）？

前书所示《孟子》数义皆善，但「条理」字恐不必如此说。盖此两字不能该得许多意思也。「始条理」、「终条理」，犹曰「智之事」、「圣之事」云尔。「条理」字不须深说，但「金玉」二字却须就「始终」字上说得有来历乃佳耳。《易》之说固知未合，亦尝拜禀，姑置之，以俟徐考矣。大抵平日说得习熟，乍闻此说，自是信不及。但虚心而微玩之，久当释然耳。若稍作意主张求索，便为旧说所蔽矣。此书近亦未暇卒业，却看得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一过，注疏见成，却觉不甚费力也。亦尝为人作得数篇记文，随事颇有发明，卒未有人写得。俟送碑人回，附呈求教也。心气未和，每加镌治，竟不能悛。中间尝觉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，故日常匆迫而不暇于省察，遂欲尽罢生面功夫，且读旧所习熟者而加涵养之力，竟复汩没，又不能遂。大抵气质动扰处多难收歛也。且如近读二《礼》，亦是无事生事也。蕲州文字亦尝见之，初意其说止是不喜人辟佛而恶人之溺于佛者。既而考之，其间大有包藏，遂为出数百言以晓之，只欲俟伯谏归而示之，未欲广其书也。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学，而怪妄之说亦复蜂起，其立志不高，见理不彻者，皆为所引取，甚可虑也。间尝与佛者语，记其说，亦成数篇，后便并附呈次。昨夕因看《大学》旧说，见「人之所亲爱而辟焉」处，依古注读作「譬」字，恐于下文意思不属。据此「辟」字只合读作「僻」字，盖此言常人于其好恶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，故无以察乎好恶之公。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爱之间，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齐也。如此读之，文理极顺，又与上章文势正相似。且此篇惟有此五「辟」字，卒章有「辟则为天下僇」，「辟」字亦读为「僻」，足以相明。但「畏敬」两字初尚疑之，细看只为人所慑惮，如见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尔。此说尤生，不知尊意以为如何？然此非索而获之，偶读而意思及此耳。近年静中看得文义似此处极多，但不敢一向寻求，而于受用得力处则亦未有意思耳。

「此心之灵，其觉于理者，道心也；其觉于欲者，人心也」。可学蒙喻此语，极有开发。但先生又云：「向答季通书语未莹，不足据以为说」。可学窃寻《中庸序》云：「人心出于形气，道心本于性命」，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。今如所说，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。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，先生欲觉其愚迷，故直于本原处指示，使不走作，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。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，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。如此所见如何？

《中庸序》后亦改定，别纸录去。来喻大概亦已得之矣。

「告子问性」云云，解云：「盖指血气知识为性」。下又云：「近于后世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之说」，又云：「告子谓人之甘食悦色，性之自然，盖犹上章知觉运动之意也」。可学谓甘食悦色固非性，而全其天则，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。

此说亦是。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谓天则，但见其能甘食悦色即谓之性耳。

告子先云义犹杯棬，而下云以人性为仁义，其意盖谓仁义出于本性。但下文又指仁为在内。疑告子本皆以仁义为外，既得孟子说，略认责以为内，而尚未知其所以爱，故犹执义为外。告子知所以爱之由乎仁，则亦知义之不离乎仁矣。仁内义外之说，不知告子何以附于「食色性也」之下。可学窃疑告子指食色为性，以为由心出，故亦略指爱以为在心。

初意亦只如此看，适细推之，似亦不以仁为性之所有，但比义差在内耳。

「尽心知性」云云，可学每读先生书解，于文义之间最不草草。如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夜气不足以存，他人便不认之」。以「足以」两字先生拈出，而一段之意皆全。故可学因此每观书，于文义之间一字不敢放过。盖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间，皆其意所寓。故于此一段，虽先生之说指意明白，而窃有疑焉。伏乞批示。

论其理，则心为粗而性天为妙。论其功夫，则尽为重而知为轻。故云所谓尽其心者，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。三者只是一时事，但以表里虚实反复相明，非有功夫渐次也。三者初无分别，故又曰「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」，亦言其本一物耳。所谓深造夜气看得甚子细，此书近为建阳人贩卖甚广，不知有几人看得此意出来，亦可叹耳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六。）。

闻：《正讹》改作「问」。

陈万年性谄，临死召其子咸告教。至夜半，咸睡，头触屏风，万年大怒，咸曰：「具晓所言，大意教咸谄也」。初，丙吉病时，万年与二千石同问疾，众退，万年独留，昏夜乃归。吉病甚，宣帝临问大臣行能，吉荐万年，遂为御史大夫。呜呼，以吉之贤，犹乐佞人，信乎远佞人之难也。万年以此致身，虽死犹不知愧，又欲世济其术，悲夫！

王商长八尺馀，容貌绝人，为丞相。单于来朝，拜谒商，仰视商貌，大畏之，迁延却退。成帝叹曰：「真汉相矣」。王商闻望，见重一时，单于岂能知哉，特畏其貌耳。成帝相商已久，闻单于之言，始以为真汉相，则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。单于之言果足为重，则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？

史称王商有刚毅节。初商有女，太后欲以备后宫，商意难之，竟辞以疾。及商为王凤所中，事下司隶，商惶怖，更欲内女为援，乃因李婕妤白见其女。故张圭以此击之甚力，廷臣史丹等皆排拫之。商免相三日，呕血而死。然则商所谓信道不笃，既得之患失之者也。孔子曰：「枨也欲，焉得刚」。商岂刚者乎？冯野王不为三公，名重当世；倪宽为御史大夫，官属易之。以此知士之立朝，可不思有以重耶？要官显爵，居贤则重，居不肖则轻，人主以是柄而御天下，可不慎其选耶！

元帝诏曰：「刚强坚固，确然亡欲，冯野王是也」。野王以女弟为昭仪不得为御史，叹曰：「人皆以女宠贵，我兄弟独以贱」。野王之行能高矣，观此言，未可谓确然亡欲者也。孟子曰「养心莫善于寡欲」，《易》曰「君子以惩忿窒欲」，非近乎道者不足语此。

赵广汉为京兆，告丞相魏相；韩延寿为左冯翊，劾御史萧望之，皆坐诛。故班固谓讦上不信，以失身堕功。广汉操术始终如此，其死宜也。延寿平生谦逊和易，所在有称，一发不中，遂陷大戮，岂其平日所为，出于矫揉耶？抑不忍一朝之忿，遂掩其终身之美耶？是以君子慎其微也。

史称高祖定天下，异姓王者八国，皆徼一时之权变，以诈力成功，终于灭亡。惟吴芮之起，不失正道，故能传号五世。余谓高祖之定天下，多用良、平奇谋秘策，亦未免乎权变诈力也。贾谊谓大抵强者先反，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尔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特性异人也，亦形势然也。斯言当矣。

萧何起刀笔吏，助成汉业，高祖谓之三杰，然何非子房、韩信之流也，何与高祖微时亲昵，故特重之。高祖即位，首封何，功臣怫然，虽高祖推重勤勤如此，而人心卒不服也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何实有焉，若曰「发纵指示，其功大也」，斯言过矣。何谓天下方未定，可因以就宫室，非令壮丽无以示威，且亡令后世有以过也，观此言，何真刀笔吏哉。或谓何能识韩信，固非碌碌。然信之英特亦易识耳，漂母识之于饥困之时，滕公识之于刀锯之下，惟何之言能必行于高祖，此所以独受知人之名也。

武帝勤兵四夷，祸流中外，而卒得无他者，赖前有文、景累培基址，后有昭、宣抚养疮痍耳。不然，天下土崩久矣。

李广之骑射，程不识之军律，可谓精矣，霍去病无所称焉。所长者，武帝使之学孙、吴，去病曰：「顾方略如何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」。又曰：「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」？其气识已度越诸将矣。

宋义提兵救赵，至安阳不进，曰：「秦胜则兵罢，我承其敝；不胜则我引兵而西，必举秦矣」。此万全之策也。项羽杀义，夺其兵破秦，义乃没没无闻，诚不幸也。羽虽胜秦，然其计犹出义下。羽知秦兵锐甚，战难必胜，故渡河沈舟，破釜甑，烧庐舍，以必死期一胜，岂不殆哉！羽虽一胜，而秦兵尚众，会章邯与赵高有隙，遣人约和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，竟以粮少与之约和，及坑秦军犹二十馀万人。夫邯军亦精锐，羽之所将非其敌也。以羽必死之战，乘章邯狐疑之隙，仅能服之，其难也如此，非万全之策也。初秦兵破周章、田儋等，项梁乘其敝破之，梁轻秦有骄色，故义知其必败也。义又欲承其敝，故以赵斗秦，范增之谋深矣，不以义为非者，势当然也。秦不救韩魏，周亚夫以梁委吴，盖用卞庄子刺虎之说也。噫，羽既据功名之会，故义乃没没无闻，诚不幸也。

亚父日说项羽曰：「沛公贪财好色，今入关无所取，此其志不小，吾使人望之，气皆为龙，成五色，此天子气，急击之勿失」。羽竟不杀沛公。亚父曰：「吾属今为虏矣」。亚父之知明矣，而不知天命也。君择臣，臣亦择君。亚父与羽比肩事怀王，无君臣之分也，言既不从，何不引去？知沛公之人事天时如此，而忿然欲以区区之力胜之，不亦难乎？

武帝遣李陵属贰师军，陵愿得自当一队；帝遣路博德迎李陵，博德亦羞为陵后距，奏愿留。《易》曰：「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凶」。此武帝之所以覆军蹶将也。

周亚夫强直自信，当文帝而显名，遇景帝而杀身，非有幸有不幸，其操术然也。方匈奴寇边，文帝遣亚夫屯细柳。细柳在长安西，当时非临敌之地，文帝以万乘临之，先过棘门、霸上，则军中岂不预知哉？万弩持满，向帝先驱，帝至又不得入，既入又禁驰驱，此亚夫欲以军威示文帝尔。如穰苴之斩庄贾，孙武之斩吴姬，有意为之也。文帝因此重之，亚夫之名遂显。后屡谏景帝，帝怒，下吏又不对，竟杀之。夫行己恭、事上敬，此大臣之节也。亚夫不知遵此，姑以强直自信不移。文帝宽仁，故推成其美；景帝忌刻，故陷于戮辱。然则景帝之杀亚夫，虽曰滥刑，固有以招之矣。

萧望之不屈霍光而甘于抱关，孙宝不屈张忠而安于主簿，后卒为名臣，士之行己，必正其始。《易》曰：「进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」。彼躁进之士，茍得一时，虽欲自反，人弗信焉，可不慎与！

公孙宏与辕固同徵，宏侧目事固，固曰：「公孙子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」。士之立朝，由其素养，宏之阿谀，虽未委质，固已知之矣。《易》曰：「素履坦坦」。

严彭祖不事权贵，或说曰：「天时不胜人事，经谊虽高，不至宰相，愿少自勉强」。彭祖曰：「凡通经术，当修行先王之道，何可委曲从俗，茍求富贵乎」？噫，汉儒虽盛，若彭祖者可谓有守之士矣，彼夏侯胜谓明经取青紫，刘歆谓学《易》干利禄，其言鄙矣。孔子曰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」，况爵禄乎？

武帝问申公以治乱之事，对曰：「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」。令霍去病学孙吴，对曰：「不至学古兵法，顾方略何如耳」。二子所言者殊途，所会者一理，可谓知为治论兵之要矣。武帝能用去病，故兵威远震；不能听申公，故治道无闻，惜哉！

孔甲为陈涉博士，卒与俱死。史称涉起匹夫，不满岁而灭亡，其事至微，然而󲦤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，何也？以秦禁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刘子曰：「孔甲诚怨秦而思发愤者」。然使甲知涉不满岁而亡，甲必不轻与之也。委质为臣，与之俱死，在󲦤绅先生岂细事哉，盖甲之知不明，不知胜之不足与也。胜初入陈便立王号，其志不广矣。张耳、陈馀皆谏止之，不从，则引其权以去，知胜之不足与也。又务夸殿屋帷帐之盛，彼佣耕者见之犹讥诮之，甲曾不如佣耕者乎。若知其必亡，徒以怨秦与之俱死，此特匹夫之发愤耳。

成帝惑于昭仪，自杀绝其嗣子；哀帝惑于董贤，而欲逊以大位。人君一有所惑，举其甚重而不顾焉，亦可谓昏愚矣。

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，以此知成帝之时纪纲不肃甚矣。杀人不忌曰贼，况近在宫掖间耶？国柄移于王氏，不足怪也。

陈汤诛郅支单于，元帝告祠郊庙，赦天下，群臣上寿置酒，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。昔楚子以宋馘示文羌，君子曰：「戎事不迩女器」。讥之也。元帝以获郅支图上祠郊庙，下以为妇人之悦，失礼甚矣。其事虽微，史臣详著之。

元帝时御史阙，在位多举冯野王行能第一，帝以冯媛之故不用，曰：「吾用野王为三公，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，以野王为比」。余尝伟之。后读《石显传》，乃昭仪兄冯逡尝言专权得罪，后朝臣荐野王，帝以问显，显曰：「野王亲昭仪兄，后世必以陛下私后宫亲」。帝曰：「善，吾不见是」。以此见元帝不能为此，乃石显之谋也。举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于宦者，元帝陋矣。又小人之谮君子，亦各有道也，可不戒哉？

《平帝纪》王莽奏事，史官只书安汉公，盖是时平帝之权已移于莽矣。史臣非独不敢书，亦以见莽已有无君之心也。

文帝身衣弋绨，慎夫人衣不曳地，惜百金不作露台，治霸陵以瓦器，可谓俭德之至矣。然宠幸邓通，赐赏通钜万以十数，赐铜山得铸钱，邓氏钱布天下，何耶？盖心有所嬖惑，不能自胜也。然文帝躬行俭约，实惠及人，小疵不足掩大美，故卒为汉世之贤主也。其视唐虞三代之君，则有间矣。

袁盎、冯唐、张释之数谏止文帝，帝或大怒，或怒起入禁中，若不能堪也，然卒听数子之言者，以能胜其私也。成帝委政王凤，王章谏其专权，帝初纳之，后不忍废凤，卒杀章。哀帝欲封董贤，王嘉亦数谏，帝初惮嘉，卒封董贤，遂杀嘉。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，卒杀之者，不胜其私也。胜己之私之谓克，人君能自克如文帝，而以成、哀为戒，岂不贤哉！

郑当时虽推毂士类，然极无操守。卜式虽朴直，然所行多诈，非汲黯之流匹也。太史公作《汲郑传》，班固则又以黯式同科，是生不见知于武帝，死不见知于迁、固也。

周勃入北军，令曰：「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」。或曰，使众皆右袒，勃当何如哉，是未察其情也。方汉臣谋诸吕时，禄主北军，勃欲入北军不得，乃令纪通持节矫纳勃北军，复令说禄曰：「急归将印辞去，不然祸且起」。禄遂解印，以兵授勃。当是时，军众岂不知勃为刘氏而来哉？勃已执兵柄，下令以激众心故云耳，岂有夺吕禄之兵而复为吕氏哉？高祖曰：「安刘氏者必勃也」。其有以知之矣。

高祖与项羽战，几不免者数矣。彭城之败，楚围三匝，大风昼晦，与数骑遁。广武之伏弩，丁布之追骑，当是时也，虽有三杰，智无所用，力不得施，卒得无他者，天相之也。故高祖曰：「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」？韩信亦曰：「陛下天授，非人力也」。

汉楚争天下，高祖非独得诸侯也，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。项王非独失诸侯也，鸿门舞剑，项伯自蔽沛公。此所谓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；寡助之至，亲戚叛之也。

郦食其谋挠楚权，欲立六国后，张良难之，及追羽至阳夏南，良复请彭越王魏、韩信王齐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易散，何也？盖是时楚兵垂败，借魏齐一战之力以灭之，因时应变，此善用兵者也。

武帝好大喜夸，故一时群臣皆务为高言阔论，以中人主意，希求宠禄，甚若可笑。公孙宏曰：「周公期年而化，臣窃迟之」。王恢曰：「匈奴侵盗不已者，以不恐之故耳」。东方朔自谓「天子大臣」，吾邱寿王自谓「海内寡二」，司马相如奏《大人赋》，春卿谓「神仙可见」，延年欲回昆崙河以限虏，其言不经，受之欣然。乃知孝宣总核名实，汉家所以中兴也。

元帝为太子时，谏宣帝宜用儒生，帝曰：「乱我家者必太子也」。及元帝即位，贡、薛、韦、匡迭为宰相，而孝宣之业衰焉。然则是儒生果不可用耶？刘子谓不然。宣帝不用者腐儒耳，所谓儒者不独明训诂、通章句而已，必练达世务，器识兼全可也。宣帝拔为辅相者，魏相、张安世、黄霸、于定国、萧望之之流是也。相明《易经》，有师法；安世识亡书三箧；黄霸系狱，就夏侯胜受《尚书》，曰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」；定国迎师学《春秋》，自执经北面备弟子礼；萧望之好学，治《齐诗》。是皆通经术者也。处事知宜，立朝有守，所谓通儒也。梁邱贺、夏侯胜、韦玄成、严彭祖、尹更始、刘向、王褒，或以儒术进，或以文章显。宣帝与之议论于石渠，或于燕游，播为歌颂，第其高下，则宣帝岂不好儒哉？元帝任韦、匡等为相，龊龊鹿鹿，亲附阉尹，不敢失其意，故史臣曰：「服儒衣冠，传先王语，其蕴籍可也，然皆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讥」。则元帝所用，其腐儒也耶？

《吴执中传》在《徽录》八十八卷，《国史》九十三卷，与其家传皆相应。但家传云：「公缘微病，踰月不对，已有间之者。一日面奏，论列边防利害，及于一二大臣。上不说，翌日落职，知滁州（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。）」。又载：「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，吴执中初除中宪，议论刚正，凡所陈述，殊无顾忌，颇有古直之操，遂降诏褒之。厥后仅两月馀日，并无建明。一日进对，奏陈论列，殊无根柢，惑于邪说，顿失所守。可落职知和州，替蔡嶷。仍放谢辞，限日下出国门。其蔡嶷别与差遣（此必是省劄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先是，蔡京忌张康国，引执中居言路。执中论刘炳兄弟不葬亲，数宋乔年父子过恶，相继罢黜。炳与乔年，皆京党也。及上语执政，嘉其不阿，康国奏：『意在逐臣』，已而言康国之章果上。上怒执中怀谗，出知滁州（此事不知何据，但语意向背不伦。执中本是京引居言路，使攻康国，则不应先攻京党而后及康国也。）」。又家传云：「政和改元，星文示变。公以为推寻厥咎之由，实自蔡京始，因列其命令不信，刑罚失中，公帑空虚，民力困匮，农桑失业，货财不通，而穷荒无用之地追讨兴建无已之罪，请降京五官，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」。又载御笔云：「比以旧弼蔡京擅作威福，傲睨弗悛，屡致人言，禠官斥外，申严邦宪，足示诫惩。尚虑怨仇乘时骋忿，捃摭旧事，论列未休，下石相挤，弹击不已，务快复雠之私忿，不思体貌之前规，致矫枉过中，疾恶已甚，宜俾宽宥，曲示始终。咨尔台僚，明听朕命（大观四年。）」。而传云：「彗星见，上察京奸状，欲逐之。言者交论京不已，执中上章，谓进退大臣当存体貌，于是为京降诏而京得不重贬（此与家传亦不同。然执中后以不论张商英贬黜，则非蔡氏之党矣。未知本传何据书此。）」。执中尝举游酢自代，又尝差同开封尹李孝寿鞠陈正汇告变事，执中平心以处，得罪者自以为不冤。尝论花石纲，诏即罢之。后每有所须索，必戒左右曰：「毋令吴某知」。翰林学士张阁等出守杭州，陛辞日，乞领花石纲事。自是应奉愈炽，不可救矣。尝论郭天信过恶，而言者以为与商英皆天信所荐。与吕惠卿为友婿，惠卿遭时得君，所荐无不拔用。执中在选调，未尝附丽以图进取（并家传。）。御笔云：「卿前日上殿，奏陈曾任学事，见今放罢姓名，可亲书实封进入」。「臣伏奉御封（云云。）右臣昨面奏，系是提举荆湖南学事胡安国，谨具奏闻」。

执中子岩夫，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，出太师鲁公京门。余深尝于彭世英家见其议蔡卞谥文正议。

魏徵以《小戴礼》综汇不伦，更作《类礼》二十篇，数年而成。太宗美其书，录寘内府。今此书不复见，甚可惜也。

王彦霖行蔡确词，乃邵武大乾高宇所为，其家尚有遗稿（方伯谟尝见之。）。

乙卯十一月四日，詹元善说去年见李兼济说寿皇曾遣一小珰，以中原事问平江何蓑衣。蓑衣授以纸笔，口诵数语，令书以进曰：「贺新郎，贺新郎，胡孙拖白不终场。不终场，未便休，雄豪分裂争王侯。争王侯，闹啾啾，也须还我一百州」。寿皇以示兼济之父秀叔参政。后数年，虏储允恭死，虏酋雍亦毙，而孙璟袭位，即所谓胡孙者也。岂璟将不终而中原分裂，河南、北将复我也耶？元善又见异书云：「火龙变化丹蛇腾，青羊踯躅乌犍耕，玄豨冲突苍鼠平」，亦莫详其为何等语也。姑并记此，三年而后出之。

释氏有清草堂者，有名丛林间。其始学时，若无所入。有告之者曰：「子不见猫之捕鼠乎？四足据地，首尾一直，目睛不瞬，心无它念。唯其不动，动则鼠无所逃矣」。清用其言，乃有所入。彼之所学虽与吾异，然其所以得之者，则无彼此之殊。学者宜以是而自警也。

闽中人李复，字履中，及识横渠先生。绍圣间为西边使者，博记能文。今信州有《潏水集》者，即其文也。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者：「动必由理，故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，无忧无惧，其气岂不充乎？故曰是集义所生者。舍是则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，自歉于中，气为之丧矣，故曰无是馁也」。此语虽疏，然却得其大旨。近世诸儒之论多以过高而失之，甚者流于老庄而不知，不若此说之为得也。惜其乱于诗文博杂之中，学者或不之读，故表而出之。

蜀人冯当可之文号《缙云集》，集中有封事，末云：「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跸建康，选将练卒，用张浚、刘锜总统诸军，节用损己，以充军费，皆事也，非事之本也。惟陛下远便佞、疏近习，清心寡欲，以临事变，此兴事造业之根本。《洪范》所谓『皇建其有极』者也」。此绍兴庚辰、辛巳之间所上，其谋画议论，皆奇伟的当。而所论皇建有极，又深明治本而略识经意，古今论《洪范》者少能及也。余尝作《皇极辨》，与之暗合，因笔其语以證余说。旧见汪端明尝称其人，甚敬重之。今果不谬云。

《说文》：「䏌，振䏌也，从肉，入声，许讫反」。东坡疑从「入」无缘为䏌声，而谓舞必八人为列，乃谓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从「八」从「肉」。今按，此乃《说文》之误，东坡疑之是也，而其所以为说则非。若以「八」字为「兮」而从「肉」、「兮」省声，则正得许讫切矣。「䏌」又从「人」，乃为「佾」字，盖舞则人之振䏌也。然今《说文》不见「佾」字，坡云有之，未详其说。每详「䏌」字即「肸」字，故《说文》但有「䏌」字而别无「肸」字。坡疑「佾」即「䏌」字，亦非也。《班史·武纪》谓云「屑然如有闻」，亦肸乡之义也。

东坡又云《宋书·乐志》论房中乐非后妃事，盖《周礼》注误，极有理（当考。）。武庚即是禄父，东坡以为两人，恐别有据（已上并见泉州舶司所刻《雪堂帖》。）。

东坡手书煮猪肉法引《孟子》曰：「心勿忘勿助长」，知前辈读此，皆依古注「勿正」为句绝，非独程先生也。作「正心」者，其始于王氏乎。然文势亦或有之，未可直以为非，故予于《集注》两存之。

会稽官书版本有《子华子》者，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，即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。好奇之士多喜称之。以予观之，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，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，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，其语多用《左传》、《班史》中字，其粉饰涂泽、俯仰态度，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。不惟决非先秦古书，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。原其所以，祗因《家语》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，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，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，必是当时贤者，可以假托声势，眩惑世人，遂伪造此书以傅合之。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，祗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，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《正易心法》之书以托之也。《麻衣易》予亦尝辩之矣，然戴生朴陋，予尝识之，其书鄙俚，不足惑人。此《子华子》者，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，其言精丽，过《麻衣易》远甚。如论《河图》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，六与八蹈一而下沈，五居其中，据三持七，巧亦甚矣。唯其甚巧，所以知其非古书也。又以《洛书》为《河图》，亦仍刘牧之谬，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。或云王铚性之、姚宽令威多作赝书，二人皆居越中，恐出其手，然又恐非其所能及。如《子华子》者，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，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，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，后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，类若世之匿名书者。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，正是并缘释氏之说。其卒章宗君、三祥、蒲璧等事，皆剽剥它书，傅会为说。其自叙出处，又与《孔丛子》载子顺事略相似（《孔丛》亦伪书也。）。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，即指程婴而言。以《左传》考之，赵朔既死，其家内乱，朔之诸弟或放或死，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，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，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，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？且其曰有大造者，又用吕相绝秦语，其不足信明甚。而近岁以来，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，固已可怪。至引其说以自證其姓氏之所从出，则又诬其祖矣。大抵学不知本而眩于多爱，又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，是以其弊必至于此。可不戒哉！

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，王季所居。又引苏黄门《诗说》，周之程邑，汉扶风安陵县也。予按，雍州之境东自西河，西距黑水，延袤数千里，不知所谓州东二十里者，自何处计此里数？若指丰、镐而言，则经传初不明言其为雍州治所。又按《汉志》，安陵在长安北四十里，不应言东。又按《皇矣》之诗，此诗乃是文王克密之后所作，亦不得为王季所居也。然意此语必有自来，但「州」字当是衍文耳。所谓雍者，乃扶风之雍县，其地亦在长安之北，计与安陵相去不远，故得引以相明。唯王季之云，恐别有所据，然亦未知其与《诗说》孰为得失也（当考。）。

上虞、馀姚二邑，皆以舜名。而上虞村落又有号百官，俗传百官牛羊之处也。或谓四旁多舜事迹，疑其子孙所封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考矣。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袭讹谬，如《子华子》后序，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贵溪县，盖其图经之说如此，岂有此理哉？以它书考之，地名鬼谷者凡数处，疑特俚俗相传物魅之区尔，未必仪秦之师所居也。上虞旁邑嵊县有戈、过二姓，即少康所灭羿浞之党。其子孙乃聚于一邑，又近禹葬之地，不知其何故也。

俚俗相传，疫疾能传染人，有病此者，邻里断绝，不通讯问，甚者虽骨肉至亲，亦或委之而去。伤俗害理，莫此为甚。或者恶其如此，遂著书以晓之，谓疫无传染，不须畏避。其意善矣，然其实不然，是以闻者莫之信也。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，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。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，以利害言也。曰虽染而不当避者，以恩义言也。告之以利害，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，不知恩义之为重也。一有染焉，则吾说将不见信，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。告之以恩义，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。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，则虽有染者，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。抑染与不染，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，气体之虚实，不可一概论也。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，人莫敢亲。公为煮粥药，日走其家，遍饮病者而后归。刘宾之官永嘉时，郡中大疫。宾之日遍走视，亲为诊脉，候其寒温，人与药饵。讫事而去，不复盥手，人以为难。后皆无恙云。

沙随有《活人书辨》，当求之。

严州王君仪能以《易》言祸福，其术略如徐复、林瑀之说，以一卦直一年。尝言绍兴壬戌太母当还，其后果然。人问其故，则曰：「是年《晋》卦直事有『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』之文也」。予谓此亦小数之偶中耳。若遂以君仪为知《易》，则吾不知其说也。沙随《春秋例》说滕子来朝为自贬而用小国之礼，如郑人争承之比，最为精当。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称人，谷邓书名，又有不可通者。而诸儒之说，亦莫之能明也。

《孟子》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」，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。若以水路之实论之，便有不通，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。说者见其不通，便欲强为之说，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。如沈存中引李习之《来南录》云：「自淮沿流至于高邮，乃溯于江」，因谓淮泗入江，乃禹之旧迹，故道宛然。但今江淮已深，不能至高邮耳。此说甚似，其实非也。按《禹贡》，淮水出桐柏，会泗沂以入于海。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，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。若如此说，则《禹贡》当云南入于江，不应言东入于海，而淮亦不得为渎矣。且习之「沿溯」二字似亦未当。盖古今往来淮南，只行邗沟运河，皆筑埭置闸，储闭潮汐以通漕运，非流水也。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，则不须更开运河矣。故自淮至高邮，不得为沿；自高邮以入江，不得为王。而习之又有「自淮顺潮入新浦」之言，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，有似于沿意。其过高邮后，又迎江潮而出，故复有似于溯，而察之不审，致此谬误。今人以是而说《孟子》，是以误而益误也（今按，《来南录》中无此语，未详其故。）。近世又有立说，以为淮泗本不入江，当洪水横流之时，排退淮泗，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。此说尤巧而尤不通。盖汝水入淮，泗水亦入淮，三水合而为一。若排退淮泗，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。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，至汉阳军，乃入于江。淮自桐柏东流，会汝水、泗水以入于海。淮、汉之间，自有大山，自唐、邓、光、黄以下至于潜霍，地势隔蓦。虽使淮泗横流，亦与江汉不相干涉，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。大抵《孟子》之言只是行文之失，无害于义理，不必曲为之说，闲费心力也。

《春秋》上辛雩，季辛又雩，《公羊》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，此说非是。昭公失民已久，安能聚众？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，又安能逐季氏？宋昭公、季氏事见《左氏传》，极有首尾。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尔，何足为据？或者乃信其说，以解《春秋》。既为谬误，又欲引之以解《论语》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，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，则又误之甚矣。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，而近世又增广之也。尝见徐端立丈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，和靖正色久之，乃言曰：「解经而欲新奇，何所不至」？闻之令人悚然汗下。

或说《鱼丽》诗云：「罶，笱也。笱者，寡妇之器也。寡妇得鱼而不为富彊所夺，则是太平之象，而可告功于神明也」。此因小序而失之，固为无理。然专以笱为寡妇之器，似亦未然。盖聚石为梁，必有笱以承其阙空，乃可得鱼。凡取鱼者皆然，非但寡妇也。但笱易成而易用，虽寡妇亦能置之，故以为寡妇之笱。它人则取鱼之器尚多，不专用笱耳。非谓它人不得用笱，而唯寡妇得用，亦非谓寡妇只得用笱，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鱼也。《谷风》《小弁》之诗皆曰：「无逝我梁，无发我笱」，岂寡妇之作也哉？

「打」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，亦有用去声处。大抵方言多有自来，亦有暗合古语者。如浙人谓「不」为「弗」，又或转而为「否（呼若甫云。）」。闽人有谓「口」为「苦」，「走」为「祖」者，皆合古韵。此类尚多，不能尽举也。

附子今人未尝不服，但熟即已疾，生则杀人耳。汉淳于衍毒杀许后，盖生用也。果尔，则虽平人亦不免，况乳妇乎。或者乃以今人有新产而以附子愈疾者，遂疑汉史之误，过矣。予尝中乌喙毒，始时头岑岑然，久之加烦懑，正如许后之證。当时在深山中，不能得药，须臾通身皆黑，势甚危恶，意必死矣。偶记汉质帝语，得水尚可活，亟令多汲新水连饮之，遂大呕泄而解。此亦不可不知也。

或谓李华著论废卜，故终失节。王涯首议搉茶，后亦得祸。至如近岁茶商作贼，杀人甚众，皆涯之罪也。予谓废卜固其所见之谬，然与失节事不相类。搉茶固为有罪，然甘露之变，死者十馀族，岂皆搉茶所致？且今村民争田争水，劫取谷粟，以致杀伤者多矣，又可追咎神农、后稷耶？大抵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，不当计其事之利害。此等议论虽欲因事设为警戒，然其势将有所穷，反使世人并与正理而疑之，非小失也。

《韦苏州集》载秦系诗自署「东海钓客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」，而诗有「久卧云间已息机，青袍忽著狎鸥飞」之句。盖系尝隐泉州九日山，故有东海之号。「青袍忽著」，自谓其新授校书郎尔。故韦和诗云：「知掩山扉二十秋，鱼须翠碧弄床头」，正答其意也。或者乃谓青袍、翠碧皆为韦发，既失诗意，又谓唐刺史不借服色，则又误矣。牛丛对宣宗云：「臣今服绯」，是刺史所借。而白乐天忠州被召时诗言之极详，何考之不审耶？韦苏州事迹，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详。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，于厚叔外又增补二事，然皆失之。其一以韦赠人诗有「少年游太学」之句，遂谓韦尝游太学。不知韦诗所云，乃是谓所赠之人也。其一以韦有「分竹守南谯」之句，遂谓韦尝守亳，不知南谯乃滁州也。其说之误，正与青袍者相似。夸多之弊，至于如此。事虽不急，亦可戒也。

或说「说大人则藐之」，以藐为自小之意，云说大人时当如子弟之对父兄，恬然泰然，说尽道理，不作大事看，非谓小视大人也。此说甚怪，下文更说不行。如「吾何畏彼哉」一句，不知却如何说？人皆知其不可，而或者信之。盖正理不明而先入为主，故其惑如此，亦非止此一条也。

或云旧见《水忏》言有行者盗常住食物而变为饿鬼者，初不之信。近见《夷坚志》亦有此事，乃信。理可推者，人理耳。若鬼神仙佛事，非理可究。予谓二事一律，妄则皆妄，真则皆真。今乃疑其一于前而信其一于后，何耶？天下之事，巨细幽明莫不有理，未有无理之事，无事之理，不可以内外言也。若有不可推者，则岂理之谓哉？或又云庄、列、释氏皆有大过人者，但为从别路去，故不可与校是非。予谓既云别路，则须自有正路，只此正路别路之间，便有是非可校，何言不可耶？

或读《关雎》，问其训诂名物，皆不能言，便说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」云云者。余告之曰：「若如此读《诗》，则只消此八字，更添『思无邪』三字成十一字，后便无话可说。三百五篇，皆成查滓矣」。因记得顷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《易传》何处是切要处，尹云：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此是最切要处」。后举似李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尹说固好，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，方始说得此话。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，便与他如此说，岂不误它」？余闻之悚然，始知前日空言无实，全不济事，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。

《艮》下《坎》上，其卦为《蹇》。蹇，难也。西南阴方，平易之地；东北阳方，险阻之处。当蹇之时，利趋平易而不利走险阻，又利见大人以济蹇，而守正则吉。故筮得此卦，其占如此。以《彖传》言之，云《易》本义合如此。

礼书，此书异时必有两本，其据《周礼》，分经传，不多取《国语》杂书迂僻蔓衍之说，吾书也。其黜《周礼》，使事无统纪，合经传，使书无间别，多取《国语》杂记之言，使传者疑而习者蔽，非吾书也。刘原父尝病何休以不修《春秋百二十国宝书》、《三礼春秋》，而予反病二书之不传，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也。异时此书别本必将出于信饶之间，石桥之野，故箱败簏之间，其亦足以为予笔削之助乎。十月十八夜，因读余正父修《礼》而书。

五代之乱极矣，凡八姓十有二君，历四十馀年，干戈战伐，殆无宁岁。其间悖逆祸败，自古未有若是其烈，而兴灭起废，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。周世宗以英伟之资，为圣人驱除，固无得而议者，其馀则皆可以为覆辙之戒。盖梁由强藩以取唐，故梁臣多跋扈，末帝尚姑息，将帅相残贼，而梁以亡矣。唐庄宗之取梁，与明帝之取汴，皆石敬瑭力也，其势不得不忌，忌则石氏兵起，而唐以亡矣。晋之取唐，资契丹为援，虏固贪惏而无厌，则必有所不忍，德光入寇，而晋以亡矣。郭威之于汉，犹石氏之于唐也，则隐帝亦不得不忌，忌则邺兵渡河，而汉以亡矣。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，兵权所在，则随以兴；兵权所去，则随以亡。而其所以起废之亟者，无忠臣义士以维持之也。方晋之未灭梁也，晋大臣多不欲庄宗即尊位，而梁臣苏循乃先以臣礼谒见，蹈舞为呼万岁。及晋兵入汴，诏赦梁群臣，李振喜曰：「有诏洗涤，将朝新君」。呜呼，有臣如此，梁安得不亡乎？冯道相庄宗，又相明帝，又相悯帝，及潞王反，则迎潞王，及晋灭唐，则又事晋，契丹灭晋，则又事契丹，汉高祖立，则又事汉，及周灭汉，则又事周，方且著书自陈更事四姓与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。呜呼，有臣如此，唐与晋、汉安得不亡乎？盖自朱温图受唐禅，士以朋党见杀者虽未必尽贤，要之不与梁而与唐，亦忠节也。方昭宗时，天下贤士大夫，或杀或去，留班列者无几矣，而裴枢、陆扆辈与它缙绅坐贬死，凡数百人，朝廷为空。则腼颜于梁、于唐、于晋、汉、周者，皆倾巧乱人，谋身卖国，如振、循、道者也。呜呼，以一旦朋党之祸，使四十馀年遂无一忠臣义士出于缙绅，至于天下大坏极乱，元元涂地，而莫之救。是朱温以朋党贼虐当时之士，岂惟杀数百人哉？实举天下生民，纳之涂炭，縻烂于数十年间也。彼其洞胸流肠，岂足以偿白马之祸哉？